跟着红军走了6000英里的神父--最奇特的长征参加者（很珍贵的采访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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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中，勃沙特这个名字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薄复礼”也多半被人忘却，但要说起唯一跟着红军走了五百多天长征的那个外国人，很多人便会想起这个英国传教士来。

”

▼ 长征传奇系列：

跟着红军喝乌龟壳汤——传教士勃沙特的长征回忆

“他们是受到欢迎的……是的。有的时候他们会受到恶意的看待，不过这应该是因为居民们曾经接受了（国民党政府）关于‘赤匪’的毒化宣传，当人们一旦认识到他们是什么人的时候，（红军）总是受到欢迎，这是毫无疑问的。”

（点击文章底部阅读原文，收听原声采访）

▲ 1936年4月，刚刚被红军释放的勃沙特

对阿尔弗雷德.F.勃沙特的采访，通过IWM（英国皇家战争纪念馆）网站公布出来，让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位传奇人物真实的声音，听到了他本人对于红军和长征的记忆。

回忆起五十年前的往事，勃沙特的声音虽然略带沙哑，但依然清晰准确。

在中国人中，勃沙特这个名字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薄复礼”也多半被人忘却，但要说起唯一跟着红军走了五百天长征的那个外国人，很多人便会想起这个英国传教士来。

1934年秋，奉英国内地教会（CIM）派遣，在中国西部传教的勃沙特一行和西征湖南的红六军团遭遇。经过一番审问，队伍中的妇孺被释放，而勃沙特和海曼两名神父则被以“间谍嫌疑”扣留。

实际上，处于困难处境中的红军是试图利用他们特殊的身份获得宝贵的物资。勃沙特回忆，红军主要希望通过他们换取经费、医药品和电讯器材。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要求没有得到CIM积极的回应。于是，两人便成了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奇特的参加者和见证者。中途，海曼由于健康原因首先被放回，勃沙特又跟着红军走了一段时间，直到1936年4月12日才被释放。

▲ 这位教士年轻的时候可是个小帅哥

令人意外的是，红军释放勃沙特的时候并没有坚持曾提出的条件，事实上是无论物质上还是名义上都无所求地释放了他，而他也在离去的时候和很多队伍中的中国人成了朋友——包括红军将领、士兵们，也包括同样被红军抓住的国民党将军和军医。

回到英国以后，勃沙特曾专门写了《指引之手》一书，描述与红军共处的时光。尽管与红军相处的时间里失去了自由，而且物质条件十分恶劣，但勃沙特却在著作中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价了这支军队，这成为外界了解红军的第一本可信作品，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还要早一年左右的时间。

在这部著作中，他并没有掩饰自己在失去自由的时间里怎样凄惶和担忧，也没有掩饰他和红军中的朋友，第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将军之间的激烈分歧——萧克忠告他在当时局势下离开中国为上，不过也欢迎他在中国旅游，开办学校，只是不同意他继续传教，因为在这位红军将领看来，这纯属是对老百姓宣扬迷信和欺骗。而勃沙特则是一个顽固而忠诚的基督教徒，坚决不肯接受这个忠告。

1941年，他重返贵州继续传教，直到1951年离开中国。然而，他却坦诚地称颂了红军的理想主义和严格纪律，认为他们是充满朝气的人。这些客观的描述，让国际上的很多人重新认识了红军这支队伍。

▲ 早期版本的《指引之手》

萧克将军晚年，还曾经通过我国驻英使馆与勃沙特再次取得了联系。当勃沙特的《指引之手》再版时，这位红色将军还为他写了序，为一段半个世纪的缘分续上了友好的篇章。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除了《指引之手》这部书，勃沙特晚年曾多次就跟随红军长征这件事接受过记者的采访，其中包括了路透社的名记者安托尼·格雷，而他被扣留期间的同伴海曼的回忆录，也在2010年6月通过女作家安妮·布雷迪的整理后得以出版，侧面证明了很多勃沙特回忆的内容。

在这些新的记录中，勃沙特的回忆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态度，只是变得更加丰满和充实。采访中不时夹杂着勃沙特或轻轻或放松的笑声，让我们感到这位老人在步入晚年之际，仍有着一颗年轻而坚韧的心脏。

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些采访的内容，才知道在长征中，红军和这位传教士之间曾发生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让笔者感到最惊讶的是，勃沙特轻松地谈起了红军给自己治病。

“我躺在那里，微微翕动眼皮，却听到门口两个卫兵轻声地议论着——‘他死了吗？’”勃沙特是笑着说出这段话的，似乎对当时两个年轻红军探头探脑的狐疑感到颇为有趣。

实际情况要严酷得多，勃沙特当时的确曾经重病垂死。长征途中的环境十分艰苦，尽管已经尽力照顾勃沙特的食宿（比如看到他腿疼不利行走便给他拨了一匹马），但成长于欧洲的他对于艰辛的红军军旅生活仍然难以适应，他曾多次生病，包括疟疾和热病，甚至有一次难受到要求卫兵给自己一枪。

偏偏这时候红军还不能释放勃沙特，因为他帮助红军辨别地图，对于红军的军事行动颇为了解。于是，不断给勃沙特治病，便成为红军必须要做的事情了。只是以红军的条件，治疗的手法自然不拘一格，于是，这种认真但又千变万化的医疗，便成为勃沙特记忆中难以抹去的内容。

▲ 努力组织医生救治勃沙特的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肖克），时年26岁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但经过勃沙特的描述，颇有几分啼笑皆非之感。

给勃沙特治疗的是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医，他平时行军的时候和勃沙特走在一起——他们这个小队都是受到优待的被俘者，包括一个将军（推测是第四十一军军长张振汉中将），两名医生，两名机械师和几名其他军官。

技术工作者在红军中明显有更好待遇，包括这名医生，他的医术很好，而且通晓英文和德文——他不懂得法文，所以当红军缴获到一张法文地图的时候，他无能为力，唯一能给萧克将军帮上忙的，只有勃沙特。这名军医除了给大家看病以外，还有两项职责——一旦缴获什么西药他要负责辨认；给红军培训卫生员。

他的医术值得信赖，但药品太少，这些药物只有最需要和最重要的伤病员才能使用，而勃沙特显然被列入了“最重要”的行列。尽管如此，队伍转战贵州的时候，他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药物了，因为当时的贵州实在太落后，有钱都没有地方能够买到西药。勃沙特曾记得当时病痛之中有个红军送给他一个橘子吃，这是当时红军最奢侈的食物了。

有的药物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了，比如海曼有一次胃痛如绞，一名陈姓军官给他服用了一点叫做“救命水”的东西，很快缓解过来，一时让传教士们感到十分神奇。然而，等得知”救命水”实际是稀释的鸦片水，弄不好便会出人命这件事，两人又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说这个东西会弄死人可不是开玩笑的。红军在贵州长征期间，听到当地一个传说——某地闹虎患，将农家的一匹马咬死并吃掉了一半。马在当地即便是地主家也是最珍贵的财物，愤怒的主人索性将剩下的马肉中浸入鸦片水，专等老虎上门。第二天，再来饱餐的老虎吃了这注水肉，一阵发狂之后便翘了辫子。

老虎都能毒死，何况人乎，这显然是一种无奈的危险疗法。

治不同的病当然不能全靠“救命水”。于是，一直在传教中同时努力推动西医（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正确和先进的）的勃沙特，便不得不面临一个让他毛骨悚然的难题——那名军医为了他的健康，为他开出了中草药。

“我不知道他们给我吃的什么，也不知道吃了到底是好还是坏。”勃沙特说得十分无奈。

事实上他是记录下自己所见的“药物”的，他看到的是柳树皮、蒲公英、橘皮、龙眼树叶（可能是枇杷叶的误会）、蝉蜕、蛇胆，甚至还有龟壳！

今天如果招待欧洲人吃饭，一般来说鱼和虾都要去掉头，肉最好不要包括内脏，狗肉当然更不能上桌，否则对方可能无法下咽。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当时的欧洲人来说，用蛇胆龟壳这些东西治病，他们的不适应会到何种地步——勃沙特便曾经认为用草药治病和让巫师来跳舞不会有什么区别。

只是从他的身份而言，这又没有拒绝的道理，勃沙特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乌龟壳的汤”喝下去了。

尽管硬着头皮，勃沙特能够感到红军是在努力救治他。这不仅因为他看到红军的官兵们也是在用这些草根树皮治疗自己的疾病。同时，熬制这些草药常常需要五到六个小时的时间，这对于一支在行进中的大军来说，是很麻烦的事情，但红军总会尽最大努力为他准备药物。

更重要的是，这药喝下去，还真是蛮管事的。

就这样，尽管勃沙特被释放的时候身体状况并不太好，之后休养了几个月，但他毕竟跟着红军走上五百六十天，一共走了六千英里，如果背后没有这“乌龟壳汤”撑着，只怕也是办不到了。那样，也就没有五十年后接受采访的事情了。

写到此处忽然忍不住叹息。可惜勃沙特是个虔诚的教士，如果这家伙是个利欲熏心的医药代表，会不会在那个时代掀起一个中国向欧洲卖药的热潮呢？

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完

队伍转战贵州的时候，勃沙特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药物了，因为当时的贵州实在太落后，有钱都没有地方能够买到西药。他曾记得当时病痛之中有个红军送给他一个橘子吃，这是当时红军最奢侈的食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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